“將各種創意和聲音在流動的城市空間中展現，它既是關于你的，也是關于騎手的”
“我也來自加濕比克”，一個美團外賣騎手的餐箱背后，貼著這八個大字。亮黃色的“加濕比克”前面，還畫有定位標識，強調著這是一個地名。
4月上旬，騎手載著“加濕比克”在陜西省西安市的街頭狂奔，他也好奇，加濕比克到底在哪兒。
帶著“加濕比克”的騎手。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地圖上確實不存在加濕比克，它是歌手龐麥郎創設的一個地名，而龐麥郎正因精神分裂癥住院。
“他編造了一個地方，說他自己來自這里。沒有人給他作證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是虛構的。那我說我也來自那里，我就成了一個證人。”網名為“食花多”的藝術家告訴全現在，正是他設計了餐箱上的這句話，他要公開為加濕比克的“存在”作證。
租一塊30*40公分的表達
食花多的“我也來自加濕比克”，實則是他投放在騎手餐箱的一則廣告。
給騎手10元即可租5天，有30*40公分的展示空間，不能是商業宣傳，文字內容以7-20字為佳，這是騎手餐箱廣告位的租賃原則。投放后每天估計的露出時長超過10小時，流動于街道之間。
這個月的西安街頭出現近40條風格迥異的餐箱廣告。廣告內容或是有意思的一句話，像“這是春天嗎？”“你今天吃辣椒了嗎？”；或是與騎手職業性質有所關聯，比如“在無所謂和無畏之間是我與我的生命”，也有純照片和畫像。
騎手帶著餐箱廣告在路上跑單。圖片截圖自外賣計劃視頻
任一飛是廣告投放的“中間商”，招募廣告投放人、聯系騎手貼廣告、簽署合同，但他不賺錢。他是藝術家，也是餐箱廣告的發起人，餐箱廣告正是他的藝術項目“外賣計劃”的一部分。
任一飛從去年4月開始關注外賣騎手行業的議題，在做完資料耙梳后，他還下場干了3個月眾包騎手。之所以做騎手議題，是因為他意識到外賣騎手是頗具代表性的新興工作方式——它依靠系統和算法工作，同時騎手的參與又多是零工經濟的形式。
成為騎手后，任一飛察覺到那些對算法、系統的分析，甚至具體到騎手安全問題的討論，都屬于知識分子圈層的討論，難以到達騎手，兩者之間，是被層層區隔的：一方面是騎手本身沒有閱讀長文的習慣，另一方面是騎手早就知道這些問題，而在他們看來，討論不會帶來改變，自然沒有多大意義，到頭來他們還是要在活在系統中。
“當我真的會出車禍，甚至馬上被車撞的時候，我還是會去闖紅燈的。這里面有個僥幸心理，或者說某種算法機制加給你的僥幸心理。”在送單之前，任一飛早在文獻中知道，騎手經常會遭遇交通事故，但當他進入到騎手角色后，他不可避免地想要去闖紅燈。因為闖紅燈并不必然會造成車禍，卻一定能跑快一點，這樣單子就不會超時。
一名正在送單的騎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也因此，在之后設計自己的藝術項目時，他想要突破這種區隔——用感性化、視覺的方式表達，并且讓騎手能參與其中。
設計之初，任一飛就注意到騎手餐箱是一個很好的展示空間。他們每天在城市里游走，從人們身邊經過，餐箱這一小塊區域，每天都會被各種各樣的人看到，充滿可能性。他最初思考的是，自己能在上面進行什么表達。后來，他意識到這也僅是他個人的表達，太過簡單，便想到借用商業模式，做成租賃廣告位，不僅能讓更多參與者表達，還能給騎手帶來額外收入——租賃費用全歸騎手。
餐箱廣告的項目也就多了一個面向，即創設出一個表達空間。3月30日發布的餐箱廣告公開招募寫道：“將各種創意和聲音在流動的城市空間中展現，它既是關于你的，也是關于騎手的”。
大半個月時間里，這個項目已經收集到近400則廣告，其中約有40個已經完成投放。
兩名廣告投放者告訴全現在，他們無法確定誰會看到這些廣告，因為騎手總在趕路，停下來的時間非常少。任一飛則將餐箱廣告的形式比喻作游擊隊。他覺得，在現有的公共空間中，普通人缺少表達和展示的空間，這個游擊隊便是在社會的縫隙中“鉆空子”。
食花多也覺得，和線上的表達相比，線下空間的表達更可貴，而且當普通人在線上發言時，是很難被看到、關注到的，而線下流動廣告能觸及到的人群更多。
抑郁癥患者Kris投放了一則與病恥感相關的廣告——在黑色爆炸形的圖案上，白色字寫著“抑郁癥不可恥”。
在日常生活中，Kris并沒有在城市實體空間里看到過與抑郁癥相關的廣告，倒是常常看到婦科、男科醫院的廣告，“這句話比較簡短。理解這句話的，比如說有相同經歷的人，會感到欣慰；但不太了解的人，可能就不會太注意”，Kris覺得，如果有抑郁癥病友在路上看到這句話，應該會受到鼓舞。
Kris告訴全現在，在網絡空間談抑郁癥時，確實能感覺到有“限制”存在，即當人們表達自己抑郁的想法時，總會有人以“太脆弱”來評論，不夠正能量的內容也常會引來批評，“在某些情況下，負面的聲音是會受到一定抑制的”。
在西安街頭投放廣告時，食花多想起了來自陜西漢中的龐麥郎，廣告詞也與龐麥郎的隔空對話——我也來自加濕比克。
他知道，多數人都沒聽說過加濕比克。他也是一個多月前，看到龐麥郎入院的新聞后，翻查資料時，才知道了它的“存在”。同樣是從鄉鎮遷徙到大城市的人，食花多被龐麥郎的故事打動了。他想著，或許有好奇的人看到廣告后，會搜出加濕比克的來由和故事。如果廣告在網絡上傳播開來，在醫院的龐麥郎或許真的能看到。
目前投放的廣告中，Kris印象最深的是“讓我們一起來看日落吧”，“在一個城市空間里，大家都是比較匆忙的人，忽然來一句非常生活、不功利的話，就有點意思。”
帶著“讓我們一起看日落吧”廣告的騎手。圖片來自外賣計劃的中期記錄資料
連結
按照任一飛的設想，餐箱廣告能讓大眾參與表達，并與騎手行業產生出連結。
外賣騎手黃一徑平日在廣州老城區送餐。他看到餐箱廣告招募的推送后，主動聯系了任一飛，想要成為掛餐箱廣告的騎手。4月23日，黃一徑第一次掛出餐箱廣告，那是一家畫廊的宣傳廣告。
黃一徑的餐箱廣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任一飛也期待騎手能投放自己的廣告。在項目設計中，騎手投放廣告是免費的，藝術項目會提供設計和租賃費用，不過暫時未有騎手來投放廣告。黃一徑想到，如果他要投廣告的話，會設計一句和安全有關的話，例如“請關掉遠光燈”。
黃一徑期待著有其他騎手或路人來打聽他的餐箱廣告，那樣的話，他就會把這個項目介紹一番，“這個項目可以帶給我們外賣員最實際的，就是那份細微的收入，還有就是很奇妙的一些樂趣。當有人看到你車箱，過來跟你聊天，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黃一徑告訴全現在，騎手在日常送單的過程中有時是不被尊重的，他能從別人的眼光中感受到這點。看到餐箱廣告招募時，他能感受到項目的用意，即讓騎手走進公眾視野，別人可能會留意到，他們不只是一個送餐工具，而是有生活的人。由餐箱廣告促成的路人與騎手的聊天，也許是包含尊重和平等的。
在任一飛的外賣計劃里，還設計了另外兩個活動，一個是城中村騎手運動會，比賽中電動車開得最慢的騎手會勝出；另一個是“村中夜談”，在晚上騎手下班之后，由他請來各行各業的人，和騎手一起圍坐在城中村的空地聊天。算上餐箱廣告，三項活動意味著三種不同的連結方式，分別是廣告連結騎手與公眾；運動會連結騎手之間；夜談會則是打通各個領域的表達和溝通。
騎手運動會。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當任一飛給騎手講解項目和張貼廣告時，多數騎手只是把它作為一個廣告——一次“增收”行為，有時他們也會好奇廣告在講什么，例如加濕比克在哪里。
至于騎手會從廣告表達中，獲得一種怎樣的感受，任一飛目前也無法確定。不管這種連結能否發展出一個“結果”，至少騎手在參與的時候，能得到一種直觀的感受，這是任一飛對外賣計劃的定位。他認為，外賣計劃只是在搭交流空間，提供一種參與方式，至于大家各自表達的內容和碰撞出的結果，則不存在預設。
城市中游走的隱喻
有人給騎手投放了一個寫著“孤獨”二字的廣告——用略帶彎曲的手寫體寫成，背著“孤獨”的騎手，開的是一臺特別破舊的電動車，“他一個人在大街上走，后面寫著孤獨，其實也挺有意味”，任一飛對這個場景印象特別深。
掛著“孤獨”廣告的電動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體驗騎手工作時，任一飛每天送單6小時左右。他意識到，騎手完全是份一個人的工作，尤其是眾包騎手管理比較松，只需要一部手機一臺車，就可以工作了，完全不需要和同事合作。有時在路邊停下，看到彼此同樣穿著騎手制服，就會聊上幾句，但相互根本不會認識。他覺得，這種原子化也非全然是壞事，有的騎手就是喜歡這工作能完全自己把控，免去了復雜的人事關系，但它的代價就是孤獨。
一名西安的全職騎手告訴全現在，他每天派單14小時，開始這份工作后，他幾乎退掉了全部微信群，因為實在沒有空去看消息，甚至連孤獨都沒有時間。
去年9月，外賣騎手因新聞報道而成為網絡熱點，任一飛覺得這個議題“走紅”的過程，就像是人們突然發現了那些每天能接觸到，卻被遮蔽著的人。
在食花多的印象中，騎手的狀態要么特別匆忙，送完東西，馬上又上路；要么一直在刷手機，就像在另一個世界，他的存在和這個城市沒有關系，也特別孤獨。
帶著餐箱廣告的騎手。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騎手就是這個時代的一個隱喻。”食花多覺得，騎手的狀態很游走，沒有歸屬感。這種狀態其實跟多數從農村、鄉鎮來到大城市工作的人是共通的，盡管他們的社會階層不一樣，但缺乏歸屬的感覺是類似的。作為一個鄉鎮里出來，多年漂泊在不同城市的青年人，他對此有親身的體會。
加濕比克則是另一個隱喻。食花多把加濕比克定義為一個虛構的家鄉，相當于從鄉鎮到城市的中轉站——當小鎮青年初到城市時，對出身的地方是不自信的，因此需要這么一個虛構的家鄉來做中轉。
“我想象他的外賣車經過一個高新科技園，當上班的白領看到加濕比克（廣告）的時候，也許他們也剛聽了龐麥郎，能夠心領神會，并想到自己的社會身份。”食花多覺得，小鎮青年在城市中的身份錯位是痛苦的。“我也來自加濕比克”要表達的，也是讓人們能慢慢接納自己的社會文化身份。
“村中夜談”的活動，藝術家會邀請不同行業的人，來和騎手一起聊天。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5歲的黃一徑，則從騎手群體里看到“殺馬特”的影子。黃一徑的上一份工作是教人跳現代舞，因為喜歡騎車才轉行送外賣。他計劃著做一年騎手，用賺到的錢買臺摩托車，騎行去西藏。他和任一飛結識到的很多騎手一樣，把這份工作看作跳板，一個賺快錢的機會，而不是一份長久的職業。他們入行的原因也形形色色，有的是生意失敗后，想再積累資本東山再起；有的是為了還債；還有的是養家壓力大要賺外快。
“殺馬特群體就像騎手一樣。他們背后都有一個故事，有一些個人色彩在里面。”在黃一徑看來，殺馬特和騎手的相近之處在于，他們大多數從農村到大城市，處在城市底層。長時間、少休息的工作機制也是相近的，雖然騎手不會像殺馬特那樣有集體活動，但他們也會主動在工作縫隙中找樂趣。黃一徑去過他的騎手師傅的宿舍——在城中村“握手樓”中，樓梯又窄又陡，很潮濕，兩個房間擠了6個人，都是上下鋪，但黃一徑覺得他們都挺開心的。
做騎手后，黃一徑察覺到騎手圈子也是有趣多樣的，他們很會擠時間在工作中找樂子，不比白領差，“還蠻有意思的，有些騎手開完早會，還沒到早高峰那段時間，就跑去喝咖啡”。
黃一徑想過，如果有朋友或看到廣告來搭訕的路人，想讓他介紹一下騎手群體，他會“讓他們都去看一下李一凡老師的《殺馬特我愛你》。”
但現在，黃一徑還沒有遇到過人搭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