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公版的作品，由于無需支付版權轉讓費，一時間百舸爭流，多的甚至出現幾十種不同的譯本。《瓦爾登湖》就是一例。
1933年，亞美尼亞裔法國工程師喬治·阿特斯魯尼（George Artsruni）獲得了“機械大腦”的證書專利。這個機械大腦是用目標語言中的單詞，替換原始語言中的單詞，類似于今日Word的替換功能。這應該是機器翻譯的較早記錄。
后來，機器翻譯和計算機的發(fā)展并駕齊驅。冷戰(zhàn)期間機器翻譯達到了一個小高潮。美蘇兩大陣營，都存在大量譯介對方情報之需。當時東西方交流少，翻譯需求大，但人工昂貴。在1963-1965年間，美國政府花在翻譯上的錢是1300萬美元。翻譯費用標準在千字9美元到66美元之間，比21世紀中國文學翻譯的標準還高出很多。1964年，美國成立了自動語言處理咨詢委員會（ALPAC)，邀請了來自貝爾實驗室、蘭德公司、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康奈爾大學等機構的專家，分析機器翻譯的未來，為美國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和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機構提供決策參考。
很長時間以來，研究者對機器翻譯還有一種思路，類似于柏拉圖的現實乃理念之模仿一說：所有文本，如中文、英文，都是更為抽象的某個超級文本的解碼。如果能回到這個抽象的超級文本上，再譯成具體的語言就不難了。這種理念化的文本，也反映人類對于思維邏輯性和規(guī)律的追尋。這一思路在理論上很美。有一種堪比巴別塔語言的世界語在理論上也很美。但它們都忽略了人類語言的復雜、模糊、靈活，和根植于具體環(huán)境的借景生意。這些因素，造成了人和機器的關系千變萬化。
現在的機器翻譯核心處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不只是在找語言規(guī)律，而也依靠日漸擴大的語料庫。機器翻譯可以使用統(tǒng)計學的規(guī)律，尋找語料之間最為可能的對應。谷歌近些年提出了一個“神經機器翻譯”（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的說法，試圖擺脫詞匯、術語、句子之間的簡單對應，而是試圖在兩種語言之間，尋找合適的對應，并實時矯正。機器自己在開展深度學習，不斷糾正自己的錯誤。這樣一來，文字翻譯的準確性會逐漸提高。對人工智能改進機器翻譯的效果，我持樂觀態(tài)度。
在機器和人之間，最好的辦法，是讓機器做機器擅長的事，讓人做人擅長的事情。人工智能對于翻譯來說，是一種強大的賦能，而非狡詐的競爭。在文學翻譯領域，受工匠思維的影響，作品被說成像機器翻譯一度是見不得人的事。一句“機翻”的評論，能引發(fā)豆瓣上的一場一星運動的腥風血雨。好在此爭論也沒白費，好歹讓人們更為合理地考慮機器翻譯的角色與定位。
在角色上，人類翻譯能游走于上述復雜、模糊、靈活和情景之間，在理解的峰頂和夾縫之間，找到自己的活路。文學翻譯不妨利用機器的力量，完成初始的翻譯，然后再來動手，會節(jié)約大量人工。節(jié)約的時間來自專業(yè)術語的統(tǒng)一，人名地名的翻譯。中外文的對照翻譯，放在同一個平臺之下，也會使得重復性詞語、術語翻譯的修改更為簡便。不然的話，兩套文本在不同體系之下，查到原文的查不到譯文，查到譯文的查不到原文，無法一一對應，無法一網打盡。
人和機器翻譯誰優(yōu)誰劣是個偽命題。機器不是有情感的主體。機器沒有和人類較勁的必要，人類也沒有與機器較勁的必要。能利用機器翻譯提高自己的效率和效果，才是明智的做法。那種阿爾法圍棋和人類高手對決的場面，不應出現在翻譯領域。文無第一，譯無第一， 只有不同的方式的失手，和相得益彰的補充。對于人類翻譯來說，機器翻譯就好比蘋果的Siri, 百度的“小度”，都是我們的人工助理而已。
更值得我們思考的，不是“翻得怎樣”，而是“翻譯什么”的問題。過去，翻譯的文本，直接會影響一個人甚至一個國家的命運。可以想象，如果《圣經》《資本論》《天演論》這些文本沒有翻譯，結果會是怎樣？
需要說明的是，不是所有的翻譯都是有益的。在文學領域，美國翻譯得很少，中國則為翻譯第一大國，什么作品都翻譯。已經公版的作品，由于無需支付版權轉讓費，一時間百舸爭流，多的甚至出現幾十種不同的譯本。《瓦爾登湖》就是一例。比較不同的版本，都可以產生一門“瓦學”來，有這必要嗎？真正重要的文獻，尤其是對于我們對一個領域深入了解的學術文獻，對于大眾生活會有顯著改進的文獻，翻譯又是匱乏的。
在文學界，中國出版界引進國外新書速度很快，新品泛濫。一有國外文學獎頒布，立刻就被搶購一空。讓翻譯做完之后出版，沒有一炮打響，也不想持續(xù)經營，趕緊去追下一本，把現有的書丟掉不管。這些做法，多屬狗熊掰玉米，一路走一路丟。這種貨大量足式的大批量引進，跟文學翻譯太廉價，沒多少成本也有關系。指望譯者用愛發(fā)電，做大他們的“碼洋”，是荒唐的。缺乏行業(yè)的組織協(xié)調，譯者起碼可以給自己設個標準，把生存和生活的改進放在第一位，不要被各種情懷的說辭所誤，盡量少做一點。不過當我提出這個想法時，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但漢松教授的回應是：“不太可能的，以后譯者議價能力會越來越低——因為一些高校對教師和研究生的譯作開始計入科研分數或畢業(yè)發(fā)表（譬如兩本譯著折算為一篇c刊），只會有更多的人愿意成為廉價勞動力。”但教授說的是有道理的，把優(yōu)秀的翻譯不當學術成果，是遺憾的。如果算成果，也要小心人類的指揮棒效應：你去衡量什么，就會得到什么。當我們討論翻譯未來的時候，不妨考慮什么樣的翻譯，能夠改進人本身的生活質量，而不是讓人成為廉價勞動力。
機器翻譯可以拓展我們的專業(yè)視野。在諸多小眾領域，翻譯的書或其他資料，可能看到人不多，出版社也不愿意做。外語水平欠佳的人又看不到，視野受到限制，不妨利用更多機器翻譯，翻個大概：內行人有時候需要的精度也不是很高，如果機器翻譯不斷改進，準確性提高到八九十分，很多人工翻譯是不需要的，憑借機器翻譯即可。一些科技文獻，業(yè)內人士借助機器粗翻的結果，結合自己的專業(yè)知識，可以了解大體情況。一些僅需了解的說明文字，機翻完全夠用。
機器翻譯可以改進普通人的生活。保健、教育、親子關系、沖突處理、有效溝通等方面，有很多實用的資料，翻譯出來會影響一個人人發(fā)展的軌跡，甚至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又有多少出版社在爭先恐后去翻它們？如果能夠借助機器翻譯的力量翻譯出來，也是大有功勞的事。在國際爭霸期間，機器翻譯是刺探對方情報的手段。如今，我希望機器翻譯成為改進人類生活的利器。
南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