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想象中的萬億級健康險市場并沒有到來;“疫情+老齡化”催化下，數字健康的“賽道”上也亦真亦幻;資本則呈趨之若鶩之勢。
而論起資本的寵兒，一級市場也好，二級市場也罷，“茅臺”傳奇還在繼續嗎?已有資本開始重新審視其價值;近日，更因所謂賽先生的“底褲”備受關注，正月初七(2月18日)開市日，貴州茅臺(600519.SH)大跌5%，次日收盤微跌0.45%，兩個交易日累計跌幅5.42%。可謂牛年開市“抱團股”回調，中小市值股卻普漲。
而現實中，一邊是人口出生率堪憂，一邊是茅臺市值破三萬億——相當于全國第三大城市的GDP(上海3.87萬億、北京3.61萬億);二者并無線性關聯，但足夠吸睛：前者驟降，后者暴升。這組數據中間可以用類似數字健康、醫療大健康產業等商機去串聯，盡管老齡化是全球趨勢，也盡管數字經濟時代的虛與實無從量化。
假以佐證的是，資本的競相追捧，蛋殼研究院發布的《2020年全球醫療健康產業資本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醫療健康融資總額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長41%;2020年中國醫療健康融資總額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長58%。
政策暖風似乎也在助力，發改委、民政部、衛健委聯合發布《關于建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重點聯系城市機制的通知》，強調重點發展“互聯網++養老服務”、 “互聯網+老年健康服務”，支持大型互聯網企業導入養老服務和老年健康服務，支持優質養老機構互聯網平臺化發展。“互聯網+養老”有望成為國家重點發展方向。“互聯網+養老”產業或將成為互聯網醫療健康產業重要分支。
當然，也不乏有旨在行業健康發展的監管層之敲邊鼓，如1月下旬，銀保監會出臺《關于規范短期健康保險業務有關問題的通知》，針對短期健康險市場加強監管。
就此，業界人士認為，科技賦能乃大勢所趨，健康險行業作為支付方，已重新審視作為醫療健康產業鏈支付角色這一優勢。通過數字化手段串聯用戶、醫、藥、健康管理等多方利益體，重構醫療健康生態價值鏈，或將成為商業健康險破局發展瓶頸的關鍵。
仍以保險業為例，日內瓦協會健康與老齡化專題主管Adrita Bhattacharya-Craven分析，保險公司可能會面臨數字健康平臺帶來的重大的商業模式顛覆。
不過，Adrita Bhattacharya-Craven認為，它們在采用數字化方面行動遲緩，目前大多數數字化醫療解決方案都直接面對消費者。盡管現狀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健康和人壽保險公司希望利用這一新生市場來實現產品多樣化、擴大消費者基礎、改善客戶體驗并抵消低利率的影響，但在例證和實踐方面仍存在一些重要的空白。
虛實之間，一個裹挾著希望與迷茫的數字健康產業初見端倪。
根據QY Research的一份報告，到2025年，數字健康市場將翻兩番，達到近4000億美元。Adrita Bhattacharya-Craven解釋，促進這種增長的因素包括： 獲得可負擔得起的醫療服務的機會增加，在科技主導的環境下消費者的期望不斷上升，以及控制不斷上升的醫療費用的努力。COVID-19的影響進一步加快了數字健康的普及。
一位健康險機構專業人士感嘆：當科技和流量運營用激發利他心的良性真實互動——來帶動用戶近期健康和保費投入的互聯網文化氛圍以獲得遠期好的健康和經濟結果，才是科技真正向善之時，也是健康產業和健康險爆發之勢。
現實如何呢?這位人士直言，目前的科技和流量運營以順人性利己心的即時結果導向為主(個人即時好感受通常沒有太正向的遠期結果和親密關系連接)。健康和保險都是逆人性利他心的正結果導向(為遠期大家都好的結果做近期不良感受的投入)。
如此，回過頭看監管不久前祭出的相關監管舉措，市場也許會釋然。
二
基于數字健康的樂觀值得圈點嗎?
縱觀全局，在Adrita Bhattacharya-Craven看來，關于數字健康供給和需求側特征詳細信息的可用性因產品和地區而異，但有一些共同的醒目特征：
諸如，現在充斥著移動應用程序。據估計，每天都會有約200個新的健康應用程序問世，它們往往僅受到有限的監管。保健應用程序占主導地位，但近年來針對特定健康狀況的應用越來越重要。心理健康、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CVDs)是最流行的涉及領域。
以及COVID-19引發了遠程醫療使用前所未有的突然增長。麥肯錫估計，僅在美國，現在就有46%的消費者使用遠程醫療，而2019年這一比例僅為11%。在歐洲，除了COVID-19之外，遠程醫療的重點關注涉及心血管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和肥胖等健康領域。
在亞洲，2020年為數字健康提供的資金已經從第一季度的8.08億美元增加到第二季度的16.63億美元。Adrita Bhattacharya-Craven認為，中國在這方面走在了前列，近幾個月來，遠程醫療的普及率大幅提高。亞洲和非洲一些資源較少的國家在從財務保護到基礎醫療保健等領域采用了數字健康手段，這往往得益于移動電話的日益普及。
無獨有偶，中國社科院等智庫機構發布的《中國數字健康發展報告(2020)》認為，中國擁有全球數字健康最大的應用場景，數字健康將成為產業互聯網時代最廣闊的賽道，擁有數萬億級的市場空間。
Milliman(明德精算)報告亦指出，COVID-19疫情對遠程醫療在美國，歐洲和亞洲主要市場的采用產生了重大影響，并加快了大多數成熟醫療保險公司的遠程醫療之旅。在某些情況下，遠程醫療的使用和采用的增加是驚人的，但是在COVID-19之后的世界中，這些使用水平是否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持續，還有待觀察，尤其是是否存在任何可行的監管靈活性。然而，疫情刺激了數字化方面的大量投資，并加快了許多傳統醫療保險公司從付款人到醫療保健合作伙伴的轉型。
就資本而言，據《2020年全球醫療健康產業資本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醫療健康融資總額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長41%;全年1億美元以上融資交易205起，占比高達9% ;2020年中國醫療健康融資總額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長58%;全球生物醫藥融資額高居榜首，超過數字健康和器械之和;國外數字健康成最熱賽道，國內器械與耗材融資頻發 ;國外神經退行性疾病成為焦點，融資項目聚焦小分子藥物;疫情催化“按需醫療保健”公司走向成熟。
這其中，國外數字健康竟成最熱賽道;在中國，A股備受資本青睞的可能仍是類似高消費品的茅臺，生物醫藥等退居其次，或呈現板塊輪動之勢。
“這兩年比較明顯的特征，是所有的錢都跑進了股市，特別是科技股的龍頭，呈現戴維斯雙擊(EPSxPE)。現在納斯達克再創新高，更容易創造財富效應，被資金追捧。”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稱。
事實上，2017 年《柳葉刀》雜志的一項研究預測，在未來25年(2014年至2040年)，全球醫療支出將從9萬億美元增長到24萬億美元。到2030年，全世界將缺少1800萬醫務人員，而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16%將超過65歲。人口結構的這些變化以及由此導致的慢性病的增加，再加上目前的大流行病和公共預算的壓縮，意味著衛生需求不太可能僅靠實體衛生系統自身來滿足。數字健康被許多人視為創建靈活、高效、適合未來健康系統的解決方案。
只是理想豐滿，現實骨感!預期中的萬億級健康險市場并沒有到來。
除“科技與流量”運營的現實問題之外，究其原因，在數字健康“賽道”上，虛實難辨，且溝壑縱橫。
當然，也不乏正面案例。如2月2日，平安健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簡稱“平安好醫生”，1833.HK)公布的2020年年度業績報告顯示：報告期內總收入68.66億元，同比增長35.5%。其中，核心業務在線醫療持續高速增長，貢獻收入達15.66億元，同比增長82.4%。
“新冠疫情為中國互聯網醫療的加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契機，互聯網醫療行業發展正在進入加速期。”平安方面表示。
受益于用戶對互聯網診療服務的認知度提升，平安好醫生核心運營指標亦表現不俗：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注冊用戶數達到3.73億人，較2019年末增加5760萬人，增長率為18.3%;2020全年日均咨詢量達到90.3萬，較2019年上漲23.9%。2020年12月的月活躍用戶數和月付費用戶數分別達7262萬人和398萬人，同比分別增長8.5%和34.1%。
如此顯性增長，亦昭示平安好醫生是數字健康賽道上“實”的一面。
其實，平安好醫生的個案之外，“數字健康方面確實發展不如想象的那么快，涉及到健康的問題，大家的習慣還是不太容易改變，目前來看線上能做的事情還是比較有限，不少還是概念創新比較多一些，這貌似也不僅僅是國內的挑戰，國外也有類似的挑戰。”一位業界資深專家表示。
數據顯示，包括財產險在內，2020年中國健康險保費整體收入8100多億，增速約15.6%，低于市場預期。想象中的萬億級健康險市場尚未到來!
回至宏觀層面，一位健康機構人士直言，政策支持還需加大比如打通和醫院醫保后的直付結算;產品層面：產品設計和價值仍然有限;微觀層面，產品運營和銷售仍然是老的模式;行業層面：健康險高度與醫療健康產業專業性相關，而保險公司的組織和KPI都和醫療沒有交集。
換言之，一定程度上，保險與醫療仍隔行如隔山，二者尚待融合，尤其是健康險市場亟待融入醫療生態圈。
不過，上述人士表示，“惠民保”是個好的方向，政府幫教育民眾降低銷售成本，打通醫保直付已經在若干城市體現。。
“惠民保”介于醫保和商業保險之間，因“低保費、寬門檻、高保額”被冠上“惠民”標簽的新型補充醫療保險，其在2020年突然遍地開花，席卷14個省市地區、超40個城市。
但三個月前，即2020年11月20日，銀保監會向各銀保監局、各保險公司、中國保險行業協會下發了《關于規范保險公司城市定制型商業醫療保險業務的通知(征求意見稿)》。監管旨在劃紅線，強監管，重拳打擊違法行為，規范與引導金融創新。
三
數字健康之“賽道”上，挑戰與機遇并存，保險行業何以作為?
而后疫情時代，遠程醫療使用水平有待觀察之外，據Milliman報告總結，健康保險公司已在不同級別采用了遠程醫療。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采用虛擬護理的基本模型，重點是按需提供虛擬緊急護理和不同程度的虛擬就診。但是越來越進步的參與者已經開始使用專門的遠程醫療中心，并開發了專門的遠程醫療管理功能來處理慢性疾病和持續疾病。對于大多數參與者而言，自我管理的家庭用藥模型似乎仍然與現實相去甚遠，但是首次使用的案例開始出現。
“預計隨著時間的推移，醫療保險公司將可能采用更先進的遠程醫療模型，以最大程度地提高便利性。在復發性疾病類別和持續疾病管理領域，更廣泛的遠程醫療模型的使用可能會成為一種規范。 ” Milliman認為。
此外，Milliman報告認為，遠程醫療今天對于保險公司的主要目標是在市場上獲得護理，便利和差異化服務。鑒于健康保險公司在保險產品級別上的差異化選擇非常有限，因此遠程健康可能會成為選擇健康保險提供商時的關鍵差異化因素以及健康保險主張生態系統的關鍵組成部分。通過將其遠程醫療產品與現有主張整合在一起，而不是將其視為福利設計中的“附加功能”，技術嫻熟且具有創新精神的醫療保險公司將超越醫療領域中創新程度較低的追隨者和落后者。
再者，Milliman報告指出，在設計遠程醫療策略時，成本控制將變得越來越重要。顯然遠程醫療可以提高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能力和效率，并改變對患者的護理，但是，就目前的報銷標準而言，保險公司是否有責任分擔這些潛在的成本節省，尚不十分清楚。漸進式醫療保險公司將采用與醫療服務提供商精打細算的基于價值的承包原則和基于結果的報銷策略，但他們將依靠遠程醫療服務提供商來管理更大比例的整體醫療服務。最終，如果實現成本控制的潛力，保險公司將開始更加積極地在其利益設計中激勵遠程醫療的使用。
實際上，保險行業的利潤來源于死差、利差、費差;能否創造出新的利潤來源?水滴公司總精算師滕輝解釋，以商業醫療險來說，如果只看到死差，那一定是盡可能吸引健康人群的來投保，這樣才能少賠甚至不賠，另一方面盡可能把已經患病的人群、患病風險高的人群排除在投保范圍之外，必然導致越需要保障的人群，越是得不到保障。
“改變這種局面，或許就需要突破固有思維，為保險行業創造新的利潤來源。現在已經有平臺往這個方向探索。”滕輝稱。
由此可見，數字健康的“賽道”涉及宏觀、中觀、微觀等方方面面，健康險經營更是涉及“醫、藥、保、健”多個環節。關乎醫療服務、數據、健康管理等諸多復雜內容。而且數字健康在例證和實踐方面仍存在空白。
日內瓦協會健康與老齡化專題主管Adrita Bhattacharya-Craven舉例說，諸如，未經周密策劃的領域：消費者承擔選擇合適解決方案的責任，但此類信息的功效卻很低。行業是否解決了這種信息不對稱問題? 此外，缺乏整體策略：關于數字健康對保費和理賠作用的例證仍然有限。行業是否有全面的愿景?
再者，缺乏擴大規模的條件：缺乏承保能力和支付的激勵措施，加上外部的障礙和倫理方面的考量，都對制定可靠的解決方案提出了挑戰。作為一個行業，保險公司如何單獨和共同地解決這個問題?
誠然，“數字健康行業發展挑戰重重，但仍蘊藏巨大機遇。”貝克·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最新報告《超級彌合：定義亞太地區數字健康創新新時代》稱。
該研究報告發現，在亞太地區，現有五大驅動因素加速數字健康的發展：新冠疫情對傳統醫療保健實施和管理的顛覆、數字健康技術的進步、醫療保健體系的成本壓力、經濟低迷時期，醫療保健行業被視為投資避風港、對個性化護理服務的需求。
在整個亞太地區，快速增長的人口、擁有能力和技術的中產階級以及醫護人員的短缺均為數字健康創新提供了完美的發展條件，而新冠疫情則使開發未來數字健康解決方案和體系的需求更加迫切。
而相關調查結果表明新加坡正成為亞太地區數字健康創新和跨司法管轄區交易的主要中心，這部分歸因于新加坡政府為吸引數字健康投資而采取的積極鼓勵措施。其調查結果還表明，金融企業計劃為全球數字健康創新提供約220億美元的資金，主要投資于種子資本階段和A-C輪融資階段。
貝克·麥堅時亞太醫療保健和生命科學行業團隊主席Elisabeth White律師表示，在醫療保健行業，用戶/患者數據能夠為企業抓住機遇及應對挑戰提供最基礎的支持。
虛實之間，現實而言，據世界銀行的估計，2020 年，全球因新冠疫情造成的 GDP 損失約為 4.5 萬億美元。瑞士圣加侖大學經濟學博士、日內瓦保險協會中國事務高級顧問姚建中表示，與生命和健康有關的大流行風險通常本質上是非系統性的，并已被大多數基于死亡率和發病率的保單所覆蓋，價格可承受且具有廣泛的可及性。
“人壽和健康保險公司能夠對大流行風險進行建模并據此確定費率。盡管人壽和健康險公司也因新冠疫情承受了巨大的承保損失，但總體上看仍處于可控狀態。” 姚建中稱。
